一方面，仲裁员的重复与稳定，可以使《公约》附件七仲裁裁决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这对于避免国际法的碎片化，避免不同附件七仲裁庭作出彼此冲突的裁决无疑有积极作用。

而社会主义的生存权则把平等的原则与实践统一起来,人人具有平等的生存条件，资本特权在生存权面前归于消灭，使生存权在事实上成为社会主义在法律上的表征。《魏玛宪法》的制定，标志着生存权的全面定型化。

后者甚至在为了满足自己某些欲望的时候把他人杀死也不被认为违反按照他们的标准所确立的道德。民事侵权赔偿责任在加害者支出应当支出的数额后生存受到威胁时，司法上可将赔偿责任转由国家偿付。进入 徐显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生存权 。这条规定在6周后被《独立宣言》提炼为人人都享有上帝赋予的某些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各种诉讼的保全，以不妨害被保全人生产、生活资料的使用为限，这已成为各国民事诉讼的通例。

在人权内容上，传统的以自由权为构成基础的近代人权让位于以生存权为构成基础的现代人权。在这种背景下，生存权走到人权的前台，承担了调处大资产者与中小资产者的矛盾（使中小资产者免于破产）以及有产者与无产者的矛盾（使无产者免于失业）的重任。二是间接参与，即政府通过某种制度安排，激励企业、社会组织或个人提供产品或服务。

在多元社会治理格局下，法治社会建设的各个主体都承担了相应的成本，其中承担成本最多的毫无疑问是政府。在中国，虽然情况有所不同，但律师在政治社会事务中参与越来越频繁，发言越来越积极。律师在法治社会中的角色同样不可或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法治社会的重要标识和象征，他以市场化方式为社会公众提供法律服务，是法律专业工作的引擎，他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构成了公众与法律专业系统的媒介，他独立于国家公权力系统，是进行广泛政治和社会参与，监督公权力的先锋。国家和政府的管理仍然较多，管了很多不应当管理的事项，相关法律规定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在此进程中，政府特别需要正确处理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并与之一起进行科学的建设，共同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进程。对违反社会责任的企业，单凭原有的伦理领域的企业社会责任来规范管理，显然只起皮毛之用，无关痛痒，若望成效尽现，还需重拳出击，即需要法治化的企业社会责任制度来加以控制和约束，充分运用有效的法律手段来加以规范。

进行诉讼策划，包括确定诉讼思路、诉因、诉讼请求事项、事实理由陈述等，对对方当事人可能的应诉方案作出预测、提出对策。2.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法治主体 市场经济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相较于旧有经济体制，其所体现的优势特征极为明显，平等性、竞争性、开放性为社会经济发展搭建了广阔公平的平台，且在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中，不断促进内在革新，但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下的商业运作往往缺失规范引领，偏离正常法律轨道，而法治则由此成为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相对于政府和企业，社会组织有着不同的激励机制，这种机制甚至更有优势，能够使社会组织成员将自己的命运与组织的命运紧密结合，在实现组织使命、公共利益的同时也实现个人的价值目标。二是环境保护，包括企业应对环保问题未雨绸缪、主动承担环境保护责任。

一是人权和劳动者权利保护，包括企业应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支持并尊重人权、消除任何形式的强制劳动、切实有效地废除童工、杜绝在用工与职业方面的差别歧视。律师学习、实践的是国家权力与人民权利之间的关系，面对的是繁纷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利益格局，在政治和社会参与有天然的专业优势。法治社会建设之成果最终体现为全民法治观念的增强，规则意识和法治意识与公民血液的深融，懂法守法成为公民的日常生活习惯。发挥统筹谋划、协调指导作用，帮助协调解决法治社会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推动各种社会力量充分发挥作用。

《城乡规划法》第8条规定：城乡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及时公布经依法批准的城乡规划。提出律师辩护意见，出庭辩护。

在此过程中，企业作为一个法治主体，成了法治宣传和法律实施的协助者。另一方面，强调专业能力支持，通过培训规范社会主体运作，提升社会主体在链接资源、获取项目、开展活动、提供服务等方面的专业能力。

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社会个体的自主意识不高，自主能力也较为有限，由于社会组织发育不够，解决问题的专业能力也还有待发展。在实践中，当今西方国家民间社会和社会组织的兴起，是对福利国家危机、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以及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的一种反应，在根本上是展现个人自主能力和共同参与精神的一种尝试和努力。这需要政府积极作为，尽力推进。公益诉讼是指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活动。首先是企业与利害关系人之间的良性互利关系。

企业、社会组织、公民概莫能外。制度供给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法治社会的建设过程必然伴随着相关制度的完善。

法治社会建设不是政府单独建设，社会治理多元化、社会建设主体多元化才是法治社会的发展趋势例如，阿莱·佩雷自1984年作为尼加拉瓜的出庭律师参与尼加拉瓜案（尼加拉瓜诉美国）后，持续代理了尼加拉瓜在国际法院的其他诉讼，包括尼加拉瓜与周边国家的海洋和领土争端等案件。

（三）缅甸：对突发国际诉讼的应对 冈比亚于2019年11月13日向国际法院提起针对缅甸的诉讼并同时提出临时措施请求。3. 国际法院出庭律师的职业背景与所属机构也具有高度的同质化特征 除国籍上集中于英法欧陆等国外，出庭律师的职业背景和机构隶属关系反映出这一职业群体的高度专业化、精英化与封闭性特征。

可见，尽管《公约》附件七仲裁以《公约》为主要的适用法律，但国家仍然倾向于选择在国际诉讼中富有经验的职业律师与知名国际法学者作为出庭律师，而不论该出庭律师本人是否以海洋法为主要的专业领域。14 根据案件需要，国家有时会聘请专家提供书面报告或者作为证人出庭，这在涉及领土和海洋争端、渔业等问题上格外普遍。在机构设置层面，日本在外务省成立了国际法院捕鲸案办公室，由本国官员组成。11Sergio Ugalde and Juan José Quintana, Managing Litigation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Vol. 9, Iss. 4 (December 2018), p. 695. 12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Financing of Terrorism and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Ukraine v. Russian Federation),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19, pp. 563-564. 13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Australia v. Japan: New Zealand intervening),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14, p. 226, pp. 232-233. 14Sovereignty over Pulau Ligitan and Pulau Sipadan (Indonesia/Malaysia),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02, p. 625, pp. 627-630. 15同注11，第718页。

新加坡迅即应对，并转变谈判态度，最终国际海洋法法庭同意双方的阶段性谈判成果，指示组建独立专家委员会，就相关填海造陆的环境影响问题进行评估。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而言，所有的法律问题都有其政治起源，法律争端仅仅是两国政治关系的冰山一角。

从法律职业化视角展开国际诉讼的研究，无论是对客观地评析国际诉讼的现状，抑或是从思路和方向上为培养我国高素质法律人才提供参考，都具有积极意义。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整理和分析我国周边国家参与国际诉讼的团队组建模式，并聚焦俄罗斯、日本和缅甸在国际法院的应诉经验，深入探查各国诉讼团队构建与准备的路径。

从身份属性上看，一国的诉讼团队中可能包括本国官员、本国律师、外国律师、本国学者和本国／外国专家。第二，对内而言，一国的代理人可以成为该国诉讼团队的主管，因此往往还需要结合案件的类型、性质、涉及的政府部门及相关人员等因素，指定可以有效组织该国团队的代理人。

这一方面源于国际诉讼的西方诉讼文化基底，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法院的工作语言为英语和法语，19不少国际法院的法官以法语为母语和工作语言。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除了研究国际争端解决中所涉实体和程序问题之外，还应引入法律职业化的视角。2000年至今，不足20位国际律师在统计的国际法院的64份判决中出现了超过5次。例如，1993年瑙鲁诉澳大利亚案、492013年东帝汶诉澳大利亚案，50均因双方和解而终止程序。

可见，虽然国际诉讼或仲裁的准备离不开一国法律团队的集体劳动，但在庭审中，法律、事实和证据的最终呈现是由出庭律师完成的。2017年1月16日，乌克兰通过两个多边条约中的管辖权条款在国际法院起诉俄罗斯。

最后，结合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职业化特征与周边国家的经验，本文尝试提出我国在应对潜在的国际诉讼与仲裁时构建职业化团队以及培养高素质国际法人才的进路建议。例如，在乌克兰诉俄罗斯违反《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与《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案中，俄罗斯的顾问团队包括外交部的不同办公室（法律办公室、人道主义合作与人权办公室），还包括来自国防部、检察官办公室、金融监管等部门的专家。

乌克兰以司法和准司法程序的方式向俄罗斯施压，体现了政治问题法律化外交问题司法化的策略取向。以黑海、亚速海和刻赤海峡的沿海国权利案管辖权裁决为例，《公约》附件七仲裁庭同意了俄罗斯的一个初步反对意见，并要求乌克兰修改诉状使其诉求不再涉及克里米亚的主权问题。